梅根·马克尔:最佳女配角

2017年11月,梅根·马克尔和哈里王子首次接受电视采访,像普通恋人一样笑嘻嘻地依偎在沙发上。这位美国演员和英国王子透露了几个司空见惯的亲密举动:他们通过相亲认识彼此;他在两人做鸡肉的时候向她求婚;她一下子迷上了他祖母的柯基犬,但它对哈里狂吠不已。他们在采访中的亲昵表现比他们说出来的还要多。马克尔很强势地把哈里的左手夹在自己的两手之间。她在镜头前很自然,说话流畅而轻快。

 

限于家庭背景,哈里对待媒体的态度就更谨慎,甚至说话的时候含糊不清、结结巴巴。当马克尔看着采访主持人的时候,他在盯着她看。她一开口说话,他就用大拇指抚摸她的食指。他们俩人的关系非常平衡,这在谈话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随着他们在英国各地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一点愈发得到证实。他喜欢一直看着她,既爱慕她又寻求她的赞许。哈里施爱,马克尔被爱。

 

5月19日,两人在温莎城堡举行婚礼。大婚之后,马克尔将不仅巩固她全世界最著名女性之一的地位,还将融入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有着持久的全球影响力,在民主时代仍然留存。但随着女王已臻92岁高龄,该体制正在经历一场不稳定的过渡。

正如《英国宪法》一书的作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1867年所写的那样:“王室婚姻是普通人婚姻的高级版,正因为如此,它会吸引所有人的关注。”字虽不多,但他确实抓住了王室魅力的精髓。王室比地球上任何其它体制都更成功,只有王室成员能将中世纪的威严、宪法的重要性与名人的吸引力结合起来。每当王室添丁进口,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欣赏这一奇景,甚至有数亿人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场面华丽的大事件。他们也会被这个永恒且无处不在的快乐源泉所吸引:两个人彼此结合,不管是好是坏、是富是穷,只有死亡或幻灭才能将他们分离。

 

哈里和马克尔手牵手周游英国,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得很好,看起来就像准备结婚的普通人。哈里的父母第一次向媒体通报此事的时候,他们尴尬而不知所措的样子与小两口接受电视采访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安娜时不时地表现出无助和痛苦,当两人被问及他们是否在谈恋爱时,查尔斯的失态举动虽然并无矫饰,却也糟糕得可怕:她说“当然”,他说“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意思”。哈里和马克尔的表现再正常不过,不过他们都有着相当不寻常的背景。两人都有过在名人聚光灯下生活的非凡经历:哈里以王子的身份,马克尔现在仍然是著名演员。两者都在与社会期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做斗争。

马克尔并非生来就是名人,她人生中的每一步都要为收获认可而奋斗。她知道成功没有天注定,于是在大学里努力修习双学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之后,她开始了一连串的试镜并出演小角色。任何有志于成为明星的人都要以此为第一步,但更多的人可能依然默默无闻。她在《一掷千金》(Deal or no Deal)节目中担任“手提箱女郎”,而这个电视节目的玩法就是该猜测一批手提箱里有多少钱。这次经历并不愉快:“我要永远站在那里,穿着这双特别不舒服又便宜的五英寸高跟鞋,等着别人选我的号,那样我才可以坐下来。”她在2013年接受《时尚先生》杂志采访时如是说。随后,她取得重大突破,在《危机边缘》(Fringe)电视剧里拿到了一个主要角色,但后来这个角色被砍掉了。“她的心都要碎了。”她的经纪人尼克·柯林斯说,他已经为她做了十年的经纪人。“遇到这种事,有的人泄了气,有的人说‘我能做到,我要让他们看看。’梅根是后者。”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所有工作。“每次试镜,她都把要说的词原原本本写在纸上。她是个完美主义者。”

 

她可能在一个名为“The Working Actress”的匿名博客中记录了自我挣扎的感受,这个博客描述的经历似乎映射着马克尔的职业轨迹,也与她的写作风格相匹配。“我不得不冻结我的(代理)工会会员资格,借钱,做我讨厌的工作,忍受着在拍摄现场被人当傻瓜对待,和气息难闻的演员接吻,连续哭上几个小时。够了,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每日邮报》声称该博客的撰写者是马克尔,但王子们的官邸肯辛顿宫拒绝置评。

2011年,马克尔在一部以纽约市为背景的律政剧《金装律师》(Suits)中饰演蕾切尔•赞恩(Rachel Zane)(她于同年结婚,不过后来离婚了)。她没有成为超级明星,但她演得非常好。据报道,在第七季拍摄结束时,她的合同收入是每集5万美元。

 

考虑到她的种族特性,她发迹的过程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混血儿出身让她一直与众不同。现年36岁的她在白人聚居区长大,“混血儿”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1980年,每1000名美国白人男性只有不到一人与黑人女性结合。她的父亲拼尽全力让她过得舒服些。“大约七岁的时候,”她在2015年为《Elle》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特别想要一套盒装版的芭比娃娃。那个套装叫Heart Family,包括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和两个孩子。这简直是完美的核心家庭,但他们的套装只有两个白人娃娃或两个黑人娃娃……一个圣诞节的早晨,我拆开闪闪发亮的包装纸,发现爸爸给我买了Heart Family:一个黑人妈妈、一个白人爸爸和一黑一白两个孩子。原来,我的父亲把套装拆开,按我的家庭又搭配了一套。”

 

即便如此,再细心的父母也不能保护她完全不受社会的影响。和她的母亲外出的时候,她看到人们对家里的黑人保姆颐指气使,更亲眼目睹母亲被称为“黑鬼”。学校的英语课要求她完成家庭调查,她不知道该在哪个方格里打勾。她的老师让她选高加索人,“因为你就长那个样子”;她的父亲后来告诉她,“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自己画个方格。”哪怕到了娱乐界,她的种族也会招致辱骂。当《金装律师》的编剧决定在剧里给她安排一个黑人父亲,Twitter上非议四起:“哎呀,她是黑人吗?亏我以前还觉得她挺性感。”

 

在娱乐界,脆弱的人要么垮掉,要么走出去;像马克尔这样坚强的人,才能走到最后。戴安娜王妃和马克尔的双料传记作者安德鲁•莫顿指出,脆弱是戴安娜王妃的魅力之一,而且必不可少;但“你永远不会把这个词安在梅根的身上”。她的努力奋斗锻炼了自我,但她的未婚夫却远没有这么坚强。

哈里的成长经历是特权和恐惧的诡异结合。父母的不幸婚姻犹如一场公开的肥皂剧,最终轰然破裂;在那个还没有真人秀的年代,这件事的冲击可想而知。一家合作媒体全程展现了这场悲剧,人们对此又爱又恨。如今,名人八卦却已经成为英国小报和“标题党”网站的主要内容。1997年,哈里的母亲去世,这是现代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当时的哈里年仅12岁,他不能私自哀悼,反而要与他的兄弟在母亲的棺椁后面走一英里,接受全世界的注视。“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要求一个孩子这样做。”他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今天不会发生这种事。”

 

13岁那年,哈里被送到伊顿公学读书。这是一所为聪明孩子开办的寄宿学校,如果他不是王室成员,是不会有就读资格的。他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时光,表现非常差。他的青春期一直被“谁背叛我”摧残,甚至不得不怀疑他最亲密的顾问是否忠诚,因为他和兄弟们之间的短信不断出现在著名的小报《世界新闻报》上。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手机都被侵入了。

 

如果他做了年轻男性普遍会做的事,比如喝醉、嗑药或者去大腿舞俱乐部,就会上头版。如果他做了年轻男性不大会做的事,比如穿着纳粹制服参加化装舞会,或者在拉斯维加斯的一群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就必须要向全国道歉。长时间地被媒体纠缠和羞辱,让他对媒体产生了一种发自肺腑的厌恶。

 

认识他的人都说是军队造就了他。他成为了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而且身手不凡),在阿富汗战场驾驶“阿帕奇”直升机(他的哥哥威廉王子驾驶搜救机,比他安全得多)。退伍后,他为受伤的军人设立了“勇者不败”运动会(Invictus Games),这项全球性赛事如今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

 

但哈里并没有摆脱他的心魔。谈到他如何应对母亲的离去,他说“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20年从不想这回事,但有两年是完全混乱的状态……我在无数种场合都可能非常接近完全崩溃,因为无数种悲伤、谎言、误解和一切的一切从各个角度向你袭来。”他的哥哥和朋友都劝他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他开始了治疗。“同心协力”(Heads Together)是一项鼓励紧张不安的英国人谈论自身心理健康问题的倡议,哈里坚定不移地支持它。

 

哈里对待他人率真而直白,是民意调查中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与大多数王室成员不同,他能迅速而轻松地与人相处,特别是和孩子。他是个忍不住开玩笑的人。在一次严肃的活动中,当被问及他和他的兄弟如何构思出其慈善事业的伞式组织“皇家基金会”(Royal Foundation)的架构时,他表示他们是“就着烟盒后背当草纸”想出来的。哈里的魅力和脆弱都像极了他的母亲。

如果哈里需要一位能支持他的坚强妻子,马克尔可能是最理想的人选。但嫁入王室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她不仅仅是嫁给一个男人,还委身于一种体制。这个体制有着喧嚣的过往与不确定的未来,她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撑起这一切。

 

公元827年,威塞克斯的埃格伯特(Egbert)成为英格兰国王。自此以来,除了17世纪中叶的短暂中断外,英国君主制的持久性无可置疑。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君主制经历了两次动摇。第一次是1936年的退位危机,爱德华八世宣布放弃王位,迎娶离过婚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第二次则是1997年的“戴安娜之死”。

 

在那场让王妃香消玉殒的车祸之后,公众将愤怒抛向她不忠的丈夫和女王。查尔斯对旧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爱从未停止过;女王一生疏远戴安娜,甚至不惜呆在她的苏格兰城堡巴尔莫勒尔。肯辛顿宫外,一群泪流满面的陌生人把鲜花堆成小山;成千上万人列在街旁,向戴安娜葬礼的随从人员致敬。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王没有公开表示悲痛。当这个国家咬紧的牙关开始颤抖,君主制受到的支持也是如此。自退位危机以来,这个体制第一次显得如此摇摇欲坠。

 

君主制迅速采取现代化的应对措施。温莎王室曾经对欧洲大陆的君主制新模式敬而远之:荷兰的王室成员骑着自行车摇晃着上路,一位瑞典王子教他的孩子们如何坐地铁。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艾尔利伯爵(前投资银行家,后任职宫务大臣)领导的“前进之路集团”的支持下,温莎王室也开始起了一些变化。女王同意纳税,王室的公共补贴透明化,公共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戴安娜的死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位内部人士表示:“灾难引发了应变管理。”公众对女王的情绪突然转变,而女王也被这一转变所震撼,决定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仅仅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与其他国家元首共餐、开放议会等等——是不够的,她还需要更多地强调自己身为国家元首,强烈而热烈地关切臣民的生活。

 

对这样一个远离主流的家庭来说,促进民族团结感、认同感和连续性并非易事。他们做了一些谁都能看得出来的调整,例如保证女王参观的公立学校多于私立学校。从长远来看,王室加强了其参与志愿服务和慈善工作的形象。女王变得更有意思,甚至开始了自嘲。今年早些时候,她坐到了伦敦时装周的前排。在2012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女王在白金汉宫出镜向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问好,然后由替身演员从直升机上背着降落伞纵身一跃。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及20世纪90年代的丑闻了。

 

困难的时刻似乎渐行渐远,女王对儿媳妇毫不掩饰的冷漠无情早已被遗忘。她的陈词滥调、呆板的表情或者有节奏的挥手都是人们打趣的灵感来源,但只要本人露面,必然是人山人海、欢呼雷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登上王位之前是什么样子。她在杜鲁门和丘吉尔掌权的时候加冕,目睹着国家先后经历帝国日落、北爱尔兰内战、社会主义思潮、撒切尔主义以及所有的所有。伊丽莎白二世,这个不列颠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给今天的政坛披上了光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民选国家元首,与之相比,一个不问政治、维护统一的政治人物看起来更能打动人。当民主产生的结果惹来麻烦,世袭法则看起来就不那么荒谬了。英国脱欧给英国带来了不确定性,女王却恰恰给人以宽慰的稳定感和延续感。

 

但这并不会维持太久。女王终有一日会驾崩,虽然这件事从未被朝臣直接提及(甚至连“过渡”这个词也没有公开使用过),但相关安排已经就绪。在官方公布女王死讯之前,“伦敦大桥倒塌了”的代语将被用来在政府上下传播这一消息。BBC各频道将并机播出,以统一制作的节目向全国播报该新闻。当女王不再,这个国家会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感觉。而这个伴随着世人的记忆而重塑与公众关系的体制,将面临王室家族才会面临的挑战。

 

英国的新王将会受到整个国家的不时嘲笑和斥责。尽管君主制拥有广泛的支持度,但查尔斯远不如女王那么受欢迎。去年,舆观调查网(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净正面评价为4%,而他的妻子康沃尔公爵夫人的净负面评价为19%。与之相比,女王、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净支持率达到了60%以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女王去世,威廉王子是最佳的继任君主(13%的受访者选择查尔斯)。

 

戴安娜的阴影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比他们的父亲更受欢迎。戴安娜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毫不掩饰地声称查尔斯对她不忠:“我们的婚姻有三个人,所以有点挤。”这句话深深刻进公众的心中,至今仍然对查尔斯造成伤害。随着年轻而美丽、受全国人民喜爱的王妃香消玉殒,查尔斯注定一辈子都无法摆脱不忠丈夫的角色。与此同时,她个人光环的光芒仍然照耀着她的儿子们,他们享受过母亲的爱,也为母亲的死备受折磨。

 

查尔斯如今在王室的内部政治中占得上风,因为他是下一顺位的王位继承人,自然最靠近王座。他很早就打赢了和父母的关键一仗,让他们公开承认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是他的伴侣,最终两人完婚。菲利普亲王一直与儿子关系紧张,鉴于他已经退出公众生活,查尔斯已经开始接管女王的部分职责。他在去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代替女王出席。她已经七年没有长途旅行,以后也不会再来。

 

去年,白金汉宫和查尔斯的权力基地克拉伦斯宫之间爆发权力斗争,使王室家庭的内部冲突达到高潮。他笑到了最后。克里斯托弗·格特爵士十年来一直担任女王的私人秘书,他在七月突然辞职,显然是应查尔斯的要求。据知情人透露,“他与年轻的一代格格不入”(格特爵士现在是上议院的议员)。查尔斯对格特爵士失去耐心的原因尚不清楚。一些人把它归结为5月的王室会议,在会上,格特爵士含蓄地批评了查尔斯亲王利用王室事务为自己谋利。不管什么原因,女王还是同意了。另一位资深助手在格特爵士离开后的几周内也辞了职。

然而,查尔斯的判断并不总能给他的家族带来荣耀,关于极端权利的故事数不胜数。根据汤姆·鲍尔最近的传记,查尔斯去香港旅行时,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带了一套18世纪的餐具(取代港督的19世纪低劣贡品)以及一组用来召唤仆人的钟。远离政治是现代王室的基本规则之一,但查尔斯从未遵守过。女王一生中从未在公众面前说过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也是她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王子始终避开棘手的话题;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通过公开言论把自己的亲切感升格为艺术形式,这显然是在模仿她的外祖母;威尔士亲王则是唯一一个藐视这条不成文之规定的人。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自己作为王位的继承人有权影响国民生计的进程。在猎狐、非传统医学、宗教和建筑等问题上,他频频发表有争议的言论,有时甚至与政府政策相悖。这样一来,他给自己树立了两拨敌人:一拨是在这些特殊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另一拨是认为王室成员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指挥政府的人。

 

如果女王驾崩,查尔斯在次日就将继任为国王。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需要马上做出的艰难决定。按照传统,他应该在当天册封王后。但如果他钦点前情妇、现配偶康沃尔公爵夫人,将引起极大的争议。皇家历史学家罗伯特·莱西说:“如果他封卡米拉为后,他本人会为此苦恼,王座也将摇摇欲坠。”最近上映的《查尔斯三世》讲述了查尔斯即位后又退予威廉王子的情节,莱西认为“它最终可能成为预言”。

 

鉴于查尔斯已知的缺陷,王位继承的配角(他的儿子及其配偶)所起到的作用就特别重要。尽管只排在第六顺位(剑桥公爵夫人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从第五位滑至第六位),哈里仍是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他们夫妻二人也有相当的存在感。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仍然展现着青春的光彩(尽管威廉王子的发际线在后退),作为王室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人生部署极具战略性。哈里被任命为“英联邦青年大使”,旨在增进前帝国领地于女王统治期间结交之友邦的联络网;马克尔不放过任何一个能提到英联邦的机会,很明显,她就是那种知道如何出小力办大事的女人。因此,温莎王室最新的一员如何将自己融入王室,这个问题不仅让数百万关注该家族命运的人大感兴趣,也关系到君主制的未来。

 

新人适应婚姻生活本来就很困难,适应嫁入王室的生活,其复杂性就更上一个台阶了——戴安娜明白了这一点,马克尔当然需要去慢慢发现。正如一位内部人士所说,王室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运转方式,而经营者是一位92岁的老人。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共活动,等级规则决定了谁先进房间和谁坐在哪。除非君权授意,王室家庭的“啄序”(pecking order)是永远不会变的。

尽管王室的排场依然如中世纪般盛大,但马克尔已经习惯了那个对成功演员要求甚高的圈子,相比之下,王室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反而寒酸得多。拍摄订婚照的时候,她选择了近些年才崭露头角的高级女装定制品牌Ralph & Russo,这套价值5.6万英镑的舞会礼服放在好莱坞属于标准配置。尽管如此,礼服仍然与那些以吝啬著称的王室成员格格不入,毕竟他们偶尔会以衬衫袖口散开、夹克磨得锃亮的形象示人。剑桥公爵夫人在拍摄订婚照的时候穿的是大街小巷都能买到的连衣裙,价值159英镑。当时的她已经与威廉约会了八年,无疑比马克尔更熟悉他们家的癖好。

 

偶然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尔会学得很快,因为她显然对这项工作很投入。她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还关闭了个人经营的网站“The Tig”。现在,她在社交媒体上露面的渠道仅剩肯辛顿宫的官方Twitter和Instagram(由于她的到来,后者的粉丝从300万跃升到400万)。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她皈依英国国教会施洗。订婚后,马克尔每一次公开出游都对着人群微笑,迷住了所有的人。她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宣传,就连她的电视制作人前夫Trevor Engelson和其他前男友都忠诚地保持沉默。马克尔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因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而大为光火,这是人们能在报纸上见到关于她的最糟糕评论。

 

蜜月结束后,最艰难的部分就会到来。从长远来看,如果立志以王室成员的身份成就事业,她必须为君主制的现代使命做出贡献,促进国家团结。乍看之下,一个美国电视明星似乎不是这种使命的理想人选。然而,马克尔可能比她要嫁入的家庭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如果从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一个家庭来团结这个国家,谁都不会一下子挑中温莎一家。他们占据着古老而狭小的上流社会利基地位。他们的口音是英国最优雅的,就连他们的消遣都是如此——胳膊夹着枪徒步穿越荒野,射击鸟和鹿,同时却要谴责人类对动物世界造成的破坏。他们给自己的孩子穿上20世纪50年代的奇装花呢夹克和工作服;他们住在宫殿里,不在办公室工作,也不乘公共汽车出行;他们对臣民所忍受的日常琐事和享受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

 

女王设法克服古怪的王室规矩,成为臣民喜爱的对象。但在过去的66年里,人们对上流阶级的态度已经从尊敬变成了敌视,这使得她的后代很难宣称自己是国家精神的化身。查尔斯的口音来自另一个时代,他的儿子们虽然更世俗,却出身于英国私立学校体系的最上层。在这样一个崇尚真实的时代,自命为人民的代表无疑会招徕嘲笑。

 

有趣的是,他们对配偶的选择都相当微妙。曾几何时,准君主只能与王室或贵族成婚。凯特·米德尔顿的母亲曾经是一名空中小姐,在王室内部人士和观察家看来,威廉如此降尊纡贵的选择只是顺应了这个不太恭顺的时代。然而,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她只是另一个会说漂亮话的有钱女孩。如果哈里选择英国人,那她很可能和哈里是一类人——如果不去上大学,他这个阶级的男生往往只能认识在大庄园里长大的公立学校女生。

 

但哈里选择迎娶一位完全没有阶级属性的外籍妻子。她通过自我奋斗在自己的行业里出人头地,远比自己的丈夫更接近他的国民。尽管他们的结合引发了一些种族主义言论,但从长远来看,她的种族可能会促进王室体制的发展。没有她,王室看起来就像一个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古怪家族;有了她,英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渴望团结的国家。

 

很多人期望王室成员始终微笑并保持沉默,但马克尔的政治观点可能会招徕他们的批评。她从11岁起就一直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她当时给美国跨国公司宝洁写信,抱怨他们的清洁用品广告上写着:“女人要和油腻的锅碗瓢盆战斗”。应那个年轻女孩的坚决要求,宝洁把“女人”改成了“人们”。不久前,她在卢旺达参与了一些项目,旨在让女孩们能有机会去读书,而不是把生命浪费在取水劳作上。在印度,她努力消除当地人对月经的耻辱感。她曾在联合国等场地为女权主义公开发言,并早在#MeToo反性侵运动之前就抗议《金装律师》要求她裹着毛巾洗澡的镜头数量。

 

马克尔的激进主义可能会让她接触到一些她的新公婆家不会接触到的人,但王室成员因为他们的外交职责而受到政府的赞扬,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得罪任何人、值得被信赖。她对改善女性命运的热情非常有助于她的慈善工作——几乎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但这也让她在某些时候口无遮拦,比如把唐纳德·特朗普称作“厌恶女人的人”。她之所以热情地谈及管理卢旺达的残暴独裁者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理由仅仅是他的议会中有很多女性。但就她的新身份而言,这种评论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

 

王室无疑会要求马克尔管住自己,但不让自己乱说话对她来说不大容易,因为她天生就是个充满争议的人。在最近的一次慈善活动上,她说了一通老生常谈的话:“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你在帮助女人找回自己的发言权。’我根本不同意这这种说法,因为女人不需要去找什么发言权,这是她们本来就有的……应该鼓励人们去倾听。”寻找相反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想法,这种本能对于政治家或记者很有帮助,但王室成员从来不会说“根本不同意”,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说。就连查尔斯也因为离王位越来越近而慢慢沉默下来。

 

对于王室来说,新成员既是必要的,也是危险的。新成员必不可少,因为哪怕是在肥皂剧里,观众都会厌烦同一群人,需要新角色带来的新鲜感。但新成员可能有很多问题。如果她们不受欢迎,比如卡米拉或者安德鲁王子的前妻莎拉·弗格森,糟糕的名声对整个王室家族都有影响。如果她们太受欢迎,比如像戴安娜,公众之于这套体制的感情会全盘转移到她们的身上。

 

马克尔永远不会像戴安娜那样受欢迎,因为她不像王妃那样脆弱,但这种危险的脆弱感恰恰是最迷人的。她可能同样要与保皇党的天然选民做斗争。《每日邮报》向来毫不掩饰地为保皇党的忠实信徒发言,他们既鄙夷她又为之倾倒:报纸用42页的篇幅详细描述她的订婚,但专栏里却对她那些“可悲”的倾向嗤之以鼻,比如随便拥抱陌生人。

 

既然皇家肥皂剧要继续上演,马克尔将依靠自身拥有的巨大优势来支撑君主制——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他们往往对体制漠不关心。她的背景和人生经历应该有助于粘合王室与臣民的关系,并为她所拥护的事业带来一种不可动摇的真正热情。如果允许她做自己——那个在25年前就对性别歧视踩上一脚的小女孩——英国人可能会对她更加有感情。这对君主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未来的岁月充满变数,没有哪种善意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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